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是关键。据银监会初步统计，今年1到9月，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9799亿元，同比增幅较大。银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目前各机构的贷款分类管理水平是有差别的，所以需要不良贷款充分暴露，要加大处置力度，及时消化。针对新常态下我国不良资产的特征以及处置方式，记者日前专访了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院长田利辉。
类金融机构的风险隐患突出
记者：翻阅五大国有银行2017年半年报，可以发现，资产质量全面改善，不良贷款指标、关注类贷款及逾期贷款作为领先指标全部显著好转。其中，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相比2016年年底分别下降0.01%、0.05%、0.18%、0.08%和0.01%。这是否意味着不良贷款的拐点已经确立？
田利辉：是的。我认为，我国不良贷款的拐点已经显现。目前，虽然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总量仍可能暂时增加，但是增速已经出现收窄。
不良贷款的来源或者是债务人效益不佳，或者是债权人公司治理不良。近来，在“一行三会”的努力和强监管的大潮下，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得以显著提高，风险控制明显增强，违规或套利式贷款发放得到遏制。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出现了稳中向好的态势，企业利润状况有所改观。国家统计局9月底发表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9213.5亿元，同比增长21.6%。虽然8月份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出现回落，但企业利润却持续好转，其中，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24%，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增幅。这意味着，产业升级换代和经济大环境的转型初见成效。
记者：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称，2017年的金融风险防范将主要集中于四个领域，不良资产居首。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不良资产高峰相比，新一轮的不良资产具有哪些新特征？
田利辉：在经济增长新动能形成之前和今年监管措施推出之前，由于金融资源错配、信用环境恶化和风险资产增加，我国出现了新一轮的不良资产。较之以往，这一轮不良资产涉及范围较大、处置难度较高、运作周期较长。
这轮不良资产不仅存在于商业银行贷款中，而且非银金融机构经过蓬勃发展后也出现了大量问题，不良资产涉及范围较大。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3.4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1.58万亿元；截至2016年末，信托业的风险项目个数为545个，风险项目规模达到1175.4亿元。
事实上，这一轮企业的不良资产多数具有抵押品，如厂房、酒店等房地产资产。与以往相比，回收率应该相对较高。但是，在企业的不良贷款之外，互联网金融、类金融机构的风险隐患突出，这些风险容易与金融机构出现交叉感染，风险传递。如果经济持续下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逾期与不良贷款恐难下降，容易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不良资产处置的三大趋势
记者：在经济处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处置不良资产的手段发生了哪些变化？还面临哪些挑战？
田利辉：面对复杂的新形势，我国不良资产的处置呈现三大趋势：
一是更为市场化。一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内部定价和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摘标，现在不良资产包定价通过公开竞标的市场化方式，确保两端资产价值得到真实的认可和估价；另一方面，以往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存在政策行为，盈利和亏损经常出现转嫁。而当前，所有竞标的不良资产包的责任承担变成自负盈亏。二是更为多元化。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东方、信达、华融与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为主、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为辅，民营资产管理公司、投行、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等多方参与的市场格局。近来，已经大约有50家左右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正式设立。同时，持有牌照处理不良资产包的公司股权结构也开始了多元化。今年上半年，一家百分之百民营性质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徳股份，正式成立。三是，更为创新化。以往的处置方式相对单一，现在，债务人清偿、并购重组、不良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多种方式都参与到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当中。而且，新兴资产管理公司在传统模式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渐形成了“金融中介+投融资”“基金+产品”“产业并购+杠杆融资”等处置模式。
当前，我国不良资产处置面临的挑战主要有流动性缺失、司法支持、资产回收和专业人才问题。首先，不良资产处置需要对接市场资金，但是社会上大量闲置资金难以在合理回报的前提下找到合适路径进入不良资产处置市场。这样，不良资产处置方常常面临资本沉淀问题，缺乏流动性。其次，虽然不良资产处理的方式不断创新，但是在司法领域中会存在众多权利保障缺失的问题。譬如，在承接不良资产当中的单一债权涉及到抵押权的时候，债权的转让是不是必然引起抵押权的转让。而且，部分法院对于不良资产处置资质的认可，往往是国家颁发的专业牌照，甚至不认可地方牌照。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十个以上的资产包和十个以下的资产包的界限和定性各地存在不同认知。再次，多数从业机构热衷于获得不良资产包，但是对于不良资产的价值变现和价值提升往往乏力。我国众多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特别是地方机构，亟须找到价值发掘和资产回收的成功商业模式。最后，不良资产处置的专业人才储备不足。不良资产处置涉及到大量专业问题，如行业发展、不动产的属性、动产的处置方式、债务债权关系、地方保护主义、政企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专业对口人才去处理。然而，遗憾的是，尚无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培训不良资产处置的专业人才。
记者：互联网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田利辉：互联网具有广泛性、公平性、实时交互性，能够超越时空地将信息和知识予以无成本或低成本的传播，有助于发展不良资产处置市场，能够有效提高信息透明度，聚合社会闲置资金，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
借助互联网平台，我国也出现了不良资产处置的拍卖模式、催收平台模式和数据服务模式等创新。
目前淘宝和京东等互联网平台已经接入法院系统，不良资产处置可以在淘宝等平台上拍卖，意向客户通过支付宝缴纳保证金，最后网上竞拍价高者得。拍卖网站平台利用平台影响力拓宽了信息发布渠道，提升不良资产处置买方的交易活跃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资产包数量过多的情况下低价贱卖的局面。互联网平台的使用提高了拍卖的广泛性和公平性，也提高了不良资产的估值。
不少机构也建立了互联网催收平台，来最大限度回收不良资产。在催收平台上，委托方在平台上发布招标信息，竞标方制订催收方案并投标，中标后催收方进行电话催收及外访催收。在这一模式中，信贷机构和催收公司得以整合。催收平台可以利用大数据系统化地提供全链条不良资产催收服务，如数据信息收集、智能催收决策、上下游数据匹配等，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实现标准化精准催收和处置。
债权人的风控和债务人的盈利是关键
记者：对于处置不良资产，您还有哪些建议？
田利辉：当前，我国处置不良资产的根本在于落实债权人的审慎风控和提升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大力使用重组购并、阶段式经营、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整合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等债权人需要提升公司治理能力，落实风险防控，从源头上防止放款给不良公司或低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商业银行需要遵循专家治理、减少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在风险防控上，商业银行需要重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险管理。事前，审慎评价贷款人的资质和能力，严格审核贷款的用途和盈利前景。事中，监控不良贷款的迁徙情况，及时进行损失控制，把握不良资产的最佳处置时期。事后，积极应对不良资产，采用多元手段盘活或处置。
另一方面，我国需要继续深化经济改革，提升营商环境，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的效率、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企业也要顺应时代大潮，主动改革和调整，服务国计民生。企业的偿债能力是由宏观环境和自身微观实践而决定的，是动态变化的。十九大开启政治新周期，这也使经济新周期加快到来，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的偿债能力。
在从源头减少和防范不良资产产生和发展的同时，我国现有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应该大力使用以下手段：一是积极推进债权债务的购并重组，优化复杂形势下形成的连锁不良资产，最大限度整合盘活不良资产；二是债权人应该积极开展对于不良资产的接管或参与经营，阶段式地确认资产问题，尝试改善资产的盘整和运营；三是在经济复苏阶段，应该大力推进债转股，实现产融结合，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具体企业；四是资产管理公司应该积极争取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有效增进信用，拓宽资本市场的深度；五是应该积极建设统一公正的不良资产互联网处置平台，提升信息流，扩大市场的广度，实现公开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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