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是在他下榻酒店的大堂里。记者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十五分钟到达。给他的酒店房间打电话，由于时差他还没有起床。原本以为会要再等上一段时间或者修改采访议程。结果他在十分钟内就穿戴整齐下楼。
尽管已经是功成名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在接受《新领军者》采访时，普雷斯科特还是显得有些腼腆。不知道是由于旅途导致的疲惫，还是个人习惯，他说话似乎总要经过再三思量再表达。
事实上 ，他从小就是一个害羞而不合群的孩子，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造火箭的科学家。跟近年来的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样，他有着深厚的数学功底，本科学习的专业就是数学。
这个1940年出生在美国的老人，在言谈中仍然不时透露出一丝愤世嫉俗的幽默。比如“不要相信美国媒体，那些都是宣传工具而已”。同时他对于周围的环境表现出孩子一般的好奇心。“我来中国很多次，每一次都让我有不同的感受，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很有兴趣。”
要看经济事实
在9月份普雷斯科特受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邀请到访中国时，正逢美国股市连创新高，市场对经济复苏的信心满满，因而预期美联储将会进一步缩减购债规模，即使美联储在17日议息会议结束后，发布声明称“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利率水平不变”。当然，即使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成员就所谓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存在争议，而市场也预期，美联储会比计划提前提高利率水平。
对于美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普雷斯科特比大多数人的判断要更为冷静，他的答案出人意料：“糟糕得很，至少还有五年才能完全恢复。”对于《新领军者》提出的“为何美国股市表现却如此高涨、而且媒体一直在渲染经济表现良好”这一问题，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一脸严肃地说：“不要相信媒体，那都是宣传工具。想要从媒体那里得到真实的经济表现？算了吧。还是看真实的数字。”
对于经济状况和股市表现之间的背离，普雷斯科特认为并不奇怪。“在经济糟糕的时候股票才高涨，这是经验事实。人们必须为退休做打算，那么，问题是把钱放在哪里比较好？选择无非就是股市、政府债券、房地产。当前政府债券收益率非常低，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恢复过来，股票市场目前看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很多时候股票市场的波动很难用经济事实来解释，但是它总还是会回归基本面。”事实上，美股在10月份的高位下跌让它很快就回归了现实。
对于美国的就业表现，也是市场以及FOMC成员们产生激烈交锋的地方。作为唯一一个在美联储任职的诺贝尔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的看法显得颇为犀利：“不要被数字所迷惑，虽然失业率显示下降，但那是因为更多的人已经放弃在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所以他们不被劳工部计入正在寻找工作的失业人口。要看美国的就业率，看新增就业的数字，那你就知道美国的经济有多糟糕了。”
事实上，普雷斯科特对于政府在经济中的种种不透明和“操纵”手段表现出了一针见血的智慧。当谈及美国政府日益增长的债务时，他认为其实际水平要高出几个百分点。“其实都是一些会计的操纵。”最常见的伎俩是，政府通过一些政策来刺激短期税收增长。比如宣布明年即将提高房地产交易税，市场买卖双方就会赶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交易，这样市场的交投量就会明显增加，当年税收增加。“但只是所有权变更而已，什么都没发生，这只是交易支付时机不同。”
对于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普雷斯科特表现出一副批判的姿态。他认为，美国政府为了照顾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设置障碍，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比起2008年以前，美国的生产率水平已经下降7%。尤其是，为了平息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对于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的不满情绪，美国加大再分配力度，但是在他看来，从长期看，这对于就业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害无益。
同时，他对美联储在危机期间的表现也并不满意。在他看来，一国央行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价格水平稳定，建立高效的支付清算系统。除此之外的，就超出了它的能力范畴。“当它承诺自己实际无法做到的任务时，事情就变得糟糕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在普雷斯科特看来，就像是人们在气候干旱时的祈雨仪式，只是一种心理安慰。
政府应该讲信用
2004年，普雷斯科特与基德兰德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推动了动态宏观经济学在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和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方面的研究。对于普通人来说，很难理解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的真正涵义。在接受采访时，普雷斯特科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解释了他的理论工作。
他告诉《新领军者》，对媒体来说“政府选择某一政策时，经济将会如何”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问题，而“如果政府坚持某一特定的政策，经济将会如何”则是一个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记者应有的提问。“因为，只有在政府遵循了它既定的政策时，经济学家才能预测未来会怎样。”
但现实往往是，政府是一个不太“讲信用的个体”。1977年，他和基德兰德发表的文章认为，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其长期稳定性，从而防止投资者因为对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而发生动摇，这一点在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尤为重要。
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小幅通货膨胀，并将这一政策公之于众；又进一步假设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和工资的小幅上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然诱惑政策制定者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失业。这样的诱惑将使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并且于解决失业无补。因此，“诚实才是最好的政策。”
在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方面，普雷斯科特考察了供给方尤其是技术变革的影响。一直以来，宏观经济学家都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是由供给方面的冲击，尤其是技术的进步导致的，而短期的经济周期变化则是由需求端比如投资、消费、政府支出等方面的变化引起的，而长期和短期之间则一直缺乏统一的框架来进行“沟通”。
普雷斯科特认为，经济波动是在完全竞争环境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进行调整的最优反映。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将短期和长期相统一。
同时他认为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大于需求一方所产生的影响，即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于供给，这也被称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真实经济周期是由引起生产率增长波动的技术变动引起的，使用增长核算减去资本积累，生产率的波动和实际经济波动相关。
既然经济周期的波动是由实际技术冲击引起的，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和就业毫无影响。“当然，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是通胀率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他认为，美国的情况的确验证了这一理论。
同时，在同一时期，每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不同，是由于政府治理差异不同，包括经济和法律体系造成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各项经济制度发生一系列的重大改进，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奇迹，就像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所经历的。未来中国经济表现如何，将依赖于它接下来的经济改革。”
对中国的建议
在采访过程中，普雷斯科特对于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这归因于它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就的改革：更好的政府治理，更开放和更市场化的改革等等。”
其实，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陷入了衰退。2008年澳大利亚、波兰和哥伦比亚没有陷入衰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奥地利和瑞士表现也很好。在他看来，美国和欧洲等一些国家与那些经济危机中表现良好的国家，最根本的差异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他举例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也发生了危机，他们进行了良好的政策改革，经济不仅仅恢复，还保持了长期的增长。在上世纪80年代，智利和墨西哥同样发生了金融危机。智利采取了切实的改革，并实现了接近奇迹的经济增长。与之相对比的是，墨西哥让失去偿付能力的银行去补贴生产率低下的企业，结果失去了接近15年的增长。
因此，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继续保持改革，包括权力下放、开放以及减少腐败等等。他尤其提到了打击腐败。“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看在中国人民的份上，希望这届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能够有所收获。”同时，他提到了法律和规制体系对于促进竞争，从而促进生产率提高所发挥的作用。
对于中国的第二个政策建议则是关于再分配。在当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思考已经引起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担忧，这也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的《21世纪的资本论》风靡全球的原因。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当下不少经济学家都支持加强运用再分配政策。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普雷斯科特建议中国保持较低的再分配水平。“不要跟欧洲他们学。他们试图建立一个高福利社会，结果看看现在的样子。美国现在也朝着这个方向走，结果呢？相对于趋势增长速度，已经下降14%。”
来自普雷斯科特的第三个建议则是关于税收。对于税收体系的设计，他认为应该是在最小程度减少对生产扭曲的前提下，增加税收收入。“不要把税收体系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目前对房地产的差异化征税其实是一个很坏的政策。”他认为。
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给予各地方政府更大的税收自主权，从而为地方建设融资。“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支出都是依靠地方税收，联邦税收主要用来国防和转移支付。”另外，改善金融体系，从而促进储蓄更好地流入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通过税收体系改革，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另外，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远离产业政策。无论是在促进例如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还是农业发展等方面，他都认为政府不应该替市场做出决策。
“产业政策其实还是停留在中央计划的思维模式下，政府不能挑选哪些企业更具有竞争力，从而提供补贴等政策，市场最终会给出答案。产业政策从来没有真正起到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