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茨，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世界知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WAPE）副会长。科兹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经济体制、苏联问题等。他与弗雷德维尔德合著《来自上层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1997,2002年中文版）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反响，已被译成了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文字。他最近的研究集中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批判以及当前世界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导致美欧陷入危机
《国企》：您长期研究新自由主义，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和美欧危机的关系？
大卫•科茨：客观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确实能带来一定时期的利润率恢复和经济增长。不过，持续的时间有限，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在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下，工人工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怎么能带来经济增长呢？毕竟厂家要把东西卖出去。在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下，带来经济增长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民众借贷，使支出远远超过收入。这就是以按揭为基础的证券产生的原因。这也使得那些被解除管制的银行能够贷款给那些没有多少收入的人，从而产生了次贷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下，只有普通民众借来更多钱消费，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使得普通家庭债务越来越多。1980年到2007年，美国债务占家庭收入比重的平均水平翻了一番。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地产泡沫发展起来。只有房价上涨，银行才能确保整个过程不出大的问题。
2006年至2007年，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时，危机开始出现了。突然之间，很多报纸的头条开始刊登银行破产、次贷借债者无法还钱的消息。但这不是导致实体经济出现危机的全部原因。由于泡沫破裂、房价下跌，许多家庭开始主动或被动消减支出，实体经济陷入大衰退。
这是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大衰退的双重危机。实际情况比这更严重。这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这也意味着1980〜2007年这个时期，由于新自由主义模式带来一定程度的利润增长，因大危机的出现而正式宣告结束。
《国企》：您如何评价欧债危机？
大卫•科茨：关于欧债危机，官方版本描述的是，在过去很多年，许多国家给民众提供了过度的福利待遇，造成了政府收支的失衡。解决办法就是消减普通民众福利开支。但这种描述不符合事实。
正如在爱尔兰、英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出现的情况，消减政府开支、减少工人工资的出发点在于减少债务占GDP的比重。但由于消费不振，GDP减少了，债务负担反而更重了。
短期而言，欧洲应该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促进社会需求和经济增长。只有这样，才可能消减债务负担。长期而言，欧元区情况将变得更加困难。深陷欧债危机的国家，如果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增加竞争力、扩大出口。由于这些国家无法使欧元贬值，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是资本主义的噩梦
《国企》：传统意义上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纷纷遭遇危机，说明了什么问题？
大卫•科茨：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特征。过一段时期，爆发一场严重危机，这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也是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如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得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遭遇严重信用危机，不信任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错误的论点随处可闻。欧美等国政府现在还在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已丧失信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方式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甚至愤怒。我们看到有许多抗议活动。在过去30多年，普通民众经常被告知要靠自己承担后果、接受市场规则，而导致危机的金融机构破产时，政府却用纳税人的钱救助。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也体现了政府的伪善。
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这么久，美国仅取得微弱增长，欧洲经历二次衰退。目前来看，发达国家还没有找到可行的新的资本主义模式使之可以快速发展。
中国需要缩小贫富差距
《国企》：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中国为什么能够避免这场危机？
大卫•科茨：我基本同意中国政府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在中国走出危机中发挥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新自由主义不同，中国推行的经济模式强调政府发挥很大作用。正是因为没有采取新自由主义，避免了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
不过，由于与世界市场联系紧密，受到影响也不可避免。2008年至2009年，大衰退开始冲击中国，中国出口下滑、经济增速下降。中国迅速行动，采取了完全不同于欧美的措施，刺激计划规模足够大，并且允许大的国有银行为之融资，中国经济也实现了从下滑到快速增长，恢复到10%以上。
在美国，由于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人士还掌握权力，发力程度只达到了当时经济恢复增长所需刺激的三分之一。结果是奥巴马政府的刺激方案防止了美国经济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却无力使美国迅速走出衰退。
不过，从长期来看，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仍存在一些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前，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已经为40%以上，为了应对危机这一比重已经超过50%。这个比例太高了。这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涉及中国长期的结构问题。
在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只有35%左右。这确实太低了。如果一个国家持续长期快速增长，并且增长依赖国内市场的话，这一比重应该超过50%。在中国实现可持续稳定增长，要让中低收入阶层获得更高收入。这涉及再分配问题。要让收入从高收入阶层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不过这将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中国正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情况，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不过在市场这方面可能走的多了一点，存在贫富差距过大、家庭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的问题。为了长期发展，中国需要更多的计划。
《国企》：据报道，美国一些银行已开始国有化，中国一直在推行“两个毫不动摇”，国有经济及私有经济的共同发展是否才是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大卫•科茨：首先，我要澄清一个误会。在美国并不是一些银行开始国有化趋势，美国国有化的只有一个大保险公司和通用汽车。此外，只是给银行很多钱让他们渡过难关。在美国，银行势力强大，抵制政府对他们加强监管。
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有大的国有部门会更好。比如，银行、电力、交通部门在过去二三十年均被私有化，服务差了很多，影响了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完全正确的举措，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和有利。
我也非常同意政府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我看来，我没有支持在社会主义国家有中等规模私有企业的理由。可能在有些产业，比如饭店业，可能私企比国企更有效率。长期而言，中国走向共产主义过程中，大中型企业最终要变成国有企业。
银行私有化将“锁定”中国
《国企》：请评判一下中国经济需要当心哪些陷阱。
大卫•科茨：确实，在我看来，中国面临一些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现在有人在鼓吹国有银行私有化。其行为逻辑基于利润最大化。如果将国有银行私有化是个巨大错误，因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一个私人拥有的商业银行，只会把信用引向当前最赚钱的地方。这将把中国锁定在目前的发展水平和阶段。
对中国银行系统而言，要不仅贷款给当前赚钱的企业，而且也要给带来中国未来发展进步的企业和产业。在这一点上，能够处理的最有效率的是国有银行系统。国有银行系统，不仅基于短期盈利指标，而且基于推动国家社会长期发展进步的指标。
私有银行系统一个问题是短期利润最大化，偏好投机性行为而不是生产性企业。这往往导致金融恐慌，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
第二个陷阱是让中国完全融入世界经济，政府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对中国来说，如果允许金融资本在国内外自由流动，将会造成失控。为此，中国要严加控制，防止热钱流入，控制短期资本进与出。
必须指出的是，19世纪的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实行自由贸易。如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话，现在仍将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新自由主义对国企的攻击纯属偏见
《国企》：中国的国有经济一直遭受各种攻击，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大卫•科茨：在我看来，这些攻击和标签都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新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形态。
上世纪50年代，包括法国、美国在内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大量的国有经济部门。在那个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电力等国企与私企的效率做过大量对比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国企要么和私企一样有效率，要么效率更高。在美国，国有发电企业其发电成本比私企还低。这是历史事实。对于理论上的攻击，我将逐条批驳。
所谓国企产权不清晰不是问题。国企是人民通过政府管理企业，这和大的股份公司，股民通过经理层管理企业没有本质区别。在当代世界，很大部分大公司的产权都有类似问题，并不像攻击者所说那样清晰。公司不是个人的，是大量股东拥有的，同样依赖经理人。
关于委托－代理问题，在私企一点也不比国企好。委托者、代理人利益不同，这在所有大型企业中都存在。在美国私企，委托－代理问题很严重。大公司高管为自己发很高的工资或薪水，股东们不满意却拿他们没办法。在大的金融机构，中层人员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参与很多对公司有害的交易，最终让公司陷入破产境地。这就是典型的委托－代理。
解决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的出路不是私有化。私有化也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更好出路在于相应改革。主管官员关注公众呼声，对国企高管更多监督与管理，使他们在合理成本的基础上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如果高管不能很好地执行，就替换掉他们。
认为国企缺乏竞争力的论点反映了某些人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物质利益要求，没有反映现实情况。这些人试图把国企转化为自己的企业。
有些情况下，没有办法竞争。现在在西方国家有一些国企声誉很好，如加拿大的铁路系统，很有效率，服务比较好，价格也比较低。苏联最有效率的也是铁路系统。对于自然垄断的行业，没有竞争也许更有利。两个城市之间，有几家铁路公司铺设了十条铁路竞争，对此谁也不愿意看到。
在有些情况下，就是需要政府提供补贴，比如在正外部性较强的公共交通行业。举例来说，城市之间的交通应该乘坐火车，而不是每个人都开车。这样对环境更好。所以说，铁路运输成本并不全部由乘客承担。政府就应该补贴铁路，让更多人以低价乘坐公共交通。比如法国的铁路系统和北京的地铁系统对公共利益就有好处。在其他一些行业，需要竞争，军工、电力领域可以有几家国企共同存在，相互竞争。政府可以要求这些企业达到行业最好企业的效率。
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对于国有企业的说法在变，结论不变。换句话说，无论前提是什么都要私有化这个结论。上世纪90年代，国企亏损，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国企应该私有化。最近这些年，国企利润太高，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结论还是国企应该私有化。
国企都私有化了，怎么样走向共产主义？
《国企》：私有化是否是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灵丹妙药？是否一开始私有化，无论是企业还是整个国家经济实力、效率、竞争力及管理水平就上一个新台阶？
大卫•科茨：对此，我完全不同意灵丹妙药和上新台阶的说法。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拥有大的国企部门与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是一致的和协调的。事实上，从各国来看，国企能够很好地促进技术进步，为工人提供更好工资，并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而私企倾向于提供比较低的工资。
我完全看不到任何理由搞私有化。国企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石和重要组成部分。国企都私有化了，很难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走向共产主义。很难想象中国国企都私有化了，怎么样走向共产主义。
鼓吹国企私有化的人试图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私有化的人，如果是诚实的人，应该告诉我们他们的计划是什么。他们不敢直接地把中国变成非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与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于是，他们编造各种借口攻击国企。与之相比，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者更加诚实，目的也更明确：减少国家的社会主义成分。而在中国，情况不是这样。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安东对本文有重大贡献，特此致谢）
来源：和讯网（http://opinion.hexun.com/2012-06-04/142091170.html）